林薇實習的第一天，我的手機在早上八點四十五分震動了一下。
一張照片：南京地鐵二號線擁擠的車廂，人貼着人，她只拍了自己的帆布鞋和別人的公文包邊緣。
“上班族初體驗。”附文簡短。
我正走在去實習公司的路上，成都的早晨有薄霧，街道兩旁的店鋪剛拉起卷簾門。我拍下早餐攤蒸騰的熱氣，油條在鍋裏翻滾成金黃色。
“我還是學生作息。”我回復。
我們的對話開始從夜晚滲透進白天。不再是每周三晚上固定的儀式，而是變成了碎片化的分享——她午休時食堂的飯菜，我下午犯困時窗外的麻雀，她下班路上看到的晚霞，我晚飯後散步遇到的流浪貓。
時間變得褶皺起來。原本平整的、以“周三”爲節點的周期，現在被揉成了一團，每一個皺褶裏都可能藏着一小段對話。
周三晚上，讀書會照常舉行，討論加繆的《局外人》。她沒有出現。
我盯着參與者列表看了整場，那個梧桐葉頭像始終灰着。主持人提到“今天林薇同學請假了”，我才確定她是真的不會來了。
討論進行到默爾索在母親葬禮上的冷漠時，我在私信框裏打字：“你今天沒來。”
發送後才意識到她不在線，這條消息只會孤零零地留在對話框裏，等她什麼時候上線才能看到。
一種陌生的失落感在胸腔裏彌漫開來。原來我已經習慣了她的存在——習慣在每周三晚上看到她的頭像亮起，習慣在公開討論的掩護下進行我們的私密對話，習慣那種雙軌並行的奇妙體驗。
現在軌道斷了一邊。
十點，討論結束。我退出會議室，房間裏安靜得能聽見電腦風扇的嗡鳴。手機屏幕暗着，沒有新消息。
我打開我們之前的聊天記錄，從七月的雨夜開始，一頁頁往上翻。那些對話在現在看來，像是一個個時間膠囊，封存着某個特定時刻的空氣和情緒。
翻到八月第一個周三，她說：“有時候我覺得，我們像是兩個在不同時區的人。”
當時的我不太理解這句話的重量。現在，當我們的交流從同步變爲異步，我才真正體會到那種“時差感”——她的消息在我工作時到來，我的回復在她下班後才被看到，我們像在進行一場延遲的網球比賽，球總要在地上彈幾下才到對方手裏。
十一點，手機終於亮了。
“剛到家。累。”只有三個字。
我想了想，回復：“《局外人》的討論結束了。主持人說你請假了。”
“嗯。加班改圖紙，實習生就是廉價勞動力。”她發來一張照片——凌亂的辦公桌，上面攤着建築圖紙、咖啡杯和咬了一半的面包。
“吃晚飯了嗎？”
“面包算嗎？”
“不算。”我起身走到廚房，拍下冰箱裏的食材，“我這裏有速凍水餃，分你一半。”
“隔着屏幕怎麼分？”
“想象一下。”我說，“現在你打開冰箱，拿出餃子，煮開一鍋水……”
“然後呢？”
“然後等水餃浮起來，盛到碗裏，加點醋和辣椒。”我一邊打字，一邊真的開始煮水餃。
“我假裝吃了。”她說，“味道不錯。”
“什麼餡的？”
“白菜豬肉。你猜對了嗎？”
“猜對了。”我笑了。鍋裏的水沸騰起來，白色的水餃在翻滾。
那個夜晚，我們用文字共享了一頓想象中的晚餐。她在南京的出租屋裏啃着冷面包，我在成都的廚房裏煮着速凍水餃，但通過屏幕，我們假裝在一起吃飯。
這是一種奇特的補償機制——用想象力填補距離造成的空缺。
“實習怎麼樣？”我問。
“畫圖畫到眼瞎。但學到了很多東西。”她說，“帶我的老師是川渝人，有時候會說幾句四川話，挺親切的。”
“他說什麼了？”
“說南京的夏天比重慶還難熬。”她發來一段語音，模仿着老師的口音，“‘你們南京這個天哦，悶得很，像在蒸籠頭一樣’。”
我聽着笑了起來。那口音確實親切，帶着火鍋和花椒的味道。
“你想家嗎？”我問。
沉默了很久。久到我以爲她不會回答了。
“有時候。”她說，“特別是累的時候。想吃家門口那家面館的豌雜面，想聽地鐵裏的四川話報站，想……想一些很具體的東西。”
“比如？”
“比如夏天午後梧桐樹上的蟬鳴，其實南京也有蟬，但聲音不一樣。成都的蟬鳴更綿長，南京的更急促。”她說，“很奇怪吧，連這種細節都記得。”
“不奇怪。”我說，“人對故鄉的記憶，就是由這些細節組成的。”
餃子煮好了。我盛到碗裏，拍了張照片發給她。
“吃真的吧，別吃假的了。”
“你也是，別總吃面包。”
“盡量。”她說，“這周末要去現場勘查，一個老建築的改造項目。”
“在哪裏？”
“頤和路。民國時期的公館區，很多老房子。”她說，“如果你在，應該會喜歡。有很多適合拍照的角落。”
“那你替我多拍點。”
“好。”
對話在這裏漸漸停歇。已經過了午夜，她明天還要上班，我明天也要實習。但誰也沒有說晚安，仿佛一說出口，這個重新連接起來的夜晚就會結束。
“下周三……”我試探着。
“不知道能不能趕上。”她說，“但我會盡量。”
“如果你來，我就等你。如果你不來……”
“如果我不來，就像今天這樣，晚點聊。”她接上我的話。
“好。”
“那……這次真的該睡了。”
“晚安。”
“晚安。”
放下手機，我慢慢吃着已經有點涼的水餃。窗外的成都已經完全沉入睡眠，只有遠處偶爾傳來的車聲。
我忽然想起加繆在《局外人》裏寫的那句話：“人生在世，永遠也不該演戲作假。”
但我和林薇，是不是一直在演戲？演一場“我們只是普通網友”的戲，假裝那些深夜的對話無關緊要，假裝那些分享的日常片段只是隨手爲之，假裝我們之間沒有正在生長的、無法命名的東西。
也許是的。也許我們都需要這層僞裝，才能繼續這場危險的遊戲——危險不是因爲有什麼實際的威脅，而是因爲它挑戰了我們自我保護的本能。
她築起圍牆，我也築起圍牆。但每周三晚上，我們會在圍牆上開一扇小窗，交換一點燈火。
現在，現實生活把她的窗暫時關上了。
但沒關系。只要牆還在，窗就可以重新打開。
只要我們還願意繼續這個遊戲。
吃完最後一個餃子，我洗好碗，關掉廚房的燈。回到房間，手機屏幕又亮了一下——是她發來的最後一條消息，時間顯示五分鍾前：
“其實今天加班時，我一直在想《局外人》的開頭。‘今天，媽媽死了。也許是昨天，我搞不清。’”
“爲什麼想這個？”我回復。
“因爲時間感。默爾索搞不清母親去世的具體時間，因爲對他來說，那一天和任何一天沒有區別。”她說，“但對我們來說，有些日子是有區別的，對吧？比如星期三。”
我看着這句話，很久沒有動。
是的，星期三是有區別的。因爲它曾經是我們約定的時間，是我們共同承認的特殊坐標。
而現在，這個坐標正在變得模糊。
但也許，模糊不是消失，只是變形。從固定的點，變成流動的線，從每周一次的儀式，變成隨時可能的偶遇。
只要我們還願意記住：星期三曾經特殊過。
只要我們還願意，在時間的褶皺裏，繼續尋找彼此的信號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