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月的最後一個星期三，《傾城之戀》的討論會。
晚上八點五十五分，我提前打開了騰訊會議。房間裏只有三個人，都靜着音，攝像頭關閉。我盯着參與者列表，心跳比預期中快了一些。
九點整，主持人打開了攝像頭，開始介紹今晚的討論。陸續有人加入，名字一個個跳出來——都不是她。
九點零七分，她的名字出現了。
梧桐葉頭像旁亮起了綠色的小點，顯示“已加入”。她沒有開攝像頭，也沒有開麥克風，就那麼靜靜地待在列表裏。我甚至不確定她是否真的在線，也許只是掛着賬號，人在做別的事情。
主持人正在分析白流蘇和範柳原的愛情博弈，引用張愛玲那句經典的“生死契闊，與子成說”。我聽着，眼睛卻不時瞟向列表。
九點二十三分，她忽然在公屏上發了一句話：“範柳原其實早就動心了，只是不敢承認。”
主持人立刻回應：“林薇同學說得對，這種不敢恰恰是張愛玲筆下人物的特質。”
她沒有再發言。那句話像投入湖面的石子，激起漣漪後又恢復了平靜。
我盯着那句話看了很久，然後點開私信窗口。
“你也在。”我發送。
過了三分鍾，她的回復來了：“嗯。在改作業。”
“一心二用。”
“你不也是？”她反問。
我笑了。窗外的成都剛剛結束一場短暫的陣雨，空氣裏有潮溼的草木香氣。我推開窗戶，夜風帶着涼意吹進來。
“剛下過雨。”我打字，“很涼快。”
“南京還是三十七度。”她說，“風扇吹出來的風都是熱的。”
我們就這樣在討論會的掩護下，開始了又一次私聊。屏幕上，其他人正在熱烈地爭論愛情中的算計與真誠，而我們談論着各自的夜晚。
她告訴我她在改古代建築史的作業，關於明孝陵神道的石刻風格。我說我在整理實習公司的文檔，下周要交。她說南大仙林校區新建的圖書館很漂亮，但總覺得少了些味道。我說川大江安校區的長橋傍晚時會有很多人拍照。
對話零零散散，像夏夜的螢火，這裏亮一下，那裏亮一下。
九點五十分，討論會進入尾聲。主持人開始總結陳詞。
“下周還來嗎？”我問。
“不知道。看作業多少。”
“如果有空的話。”
“嗯。”
討論會結束了。大家互道再見，窗口一個個關閉。她的名字還亮着，停留了大約十秒鍾，然後也暗了下去。
房間裏只剩下我一個人。我退出會議，電腦桌面恢復平靜。手機屏幕亮起來，是她的消息：
“範柳原和白流蘇最後在一起了，因爲戰爭。”
“你是說，需要一場災難才能讓相愛的人坦誠？”我回復。
“我是說，有時候人需要外力推一把。”她說，“否則就會一直猜，一直等，一直不敢。”
這段話在屏幕上停留了很久。我想起《挪威的森林》那個夜晚，她說距離會殺死可能性。現在她又說，人需要外力才能坦誠。
“你在說自己嗎？”我問。
“我在說所有人。”她避開了，“包括你。”
那個夜晚，我們聊到很晚。話題從張愛玲跳到了各自的大學生活，又從大學跳回了高中。她說高三那年壓力最大的時候，會在晚自習後去操場跑步，跑累了就躺在草坪上看星星。我說我會騎車穿過半個城市，去一家開到凌晨的書店，在角落裏看書到半夜。
我們分享着這些無關緊要的往事，像在交換某種憑證——看，這是我的過去，這是我的十七歲，這是我成爲現在的我的原因。
凌晨十二點半，她說該睡了。
“晚安。”我像往常一樣說。
“晚安。”她停頓了一下，然後發來一段話：“有時候我覺得，我們像是在玩一個遊戲。兩個人都知道規則，但誰也不說破。因爲一旦說破，遊戲就結束了。”
“你不想結束？”
“我不知道。”她說，“但至少現在，我還想繼續玩。”
說完這句話，她的狀態顯示“離線”。
我坐在黑暗裏，反復讀着最後這幾句話。遊戲。規則。不說破。繼續。
這些詞在腦海中旋轉，組合成一種模糊的形狀。我忽然意識到，這兩個星期以來，我們之間已經形成了一種奇特的儀式感——每周三的讀書會成了某種心照不宣的約定，而私聊則是在這個約定掩護下的秘密花園。
我們在公開場合假裝陌生人，在私信裏卻分享着最細微的生活片段。我們談論書籍、天氣、城市的角落、過去的回憶，唯獨不談論我們之間正在發生什麼。
因爲一旦談論，遊戲就結束了。
而我們都還沒有準備好面對結束。
我走到窗邊。雨已經完全停了，雲層散開，露出幾顆稀疏的星星。遠處有夜歸人的腳步聲，在溼漉漉的地面上回響。
我想象着南京的夜空。同樣的星辰，不同的溫度。她在那裏，也許已經睡了，也許還睜着眼睛想着剛才的對話。
一千二百公裏外，有一個人，和我在玩同一個遊戲。
這個認知讓這個平常的夏夜，有了一種奇特的重量。
接下來的幾天，我們沒有聯系。我照常實習、吃飯、睡覺。生活像成都七月的天氣，沉悶而規律。但每當我路過銀杏樹，就會想起她說“銀杏黃的時候，梧桐也該落了”；每當我聽到雨聲，就會想起她說“像白噪音”；每當我看到香樟葉上的水珠，就會想起她說“羨慕”。
她的存在像一種淡淡的底色，塗在了我對這座城市的感知上。
周五下午，實習公司提前下班。我沿着府南河散步，河水因爲連日降雨而上漲，渾黃的水流拍打着堤岸。我拍了一張照片——河面上漂着幾片落葉，遠處是橫跨的橋梁。
我想發給她，但猶豫了。這不在我們的“遊戲規則”之內。周三的讀書會是約定的時間，其他時候的主動聯系，會不會越界？
我在河邊站了很久，最終還是沒有發送。
但那天晚上十一點，我的手機震動了一下。是她。
一張照片：南京玄武湖的夜景，湖面倒映着沿岸的燈火，遠處是模糊的城市輪廓。
“今晚去湖邊走了走。涼快了些。”
我盯着照片看了很久，然後回復：“很美。”
“成都呢？”
我翻出下午拍的那張府南河的照片，發了過去。
“看起來比玄武湖急。”她說。
“最近雨多。”
對話在這裏停頓。我看着屏幕，等着她下一句話，或者等着對話自然結束。但這次，她沒有說晚安，我也沒有。
五分鍾後，她又發來一張照片：路燈下的一棵梧桐樹，樹葉在光暈裏泛着黃綠色的光。
“發現第一片開始變黃的葉子。”她說。
“秋天要來了。”
“還很遠。”她說，“但至少有了信號。”
信號。這個詞用得很妙。梧桐葉變黃是秋天的信號。那什麼是某種開始的信號？我猜想着，但沒有問。
那個周末，我們斷斷續續地聊着。話題零碎得像打碎的鏡子，每一片都反射出一點生活的微光。她說食堂新開了個川菜窗口，但做得不地道。我說我發現了一家很舊的唱片店，老板還賣打口碟。她說她在圖書館發現了一本關於成都老建築的書，裏面有很多她熟悉的街道。我說我找到了一家串串香，辣度接近從前的味道。
我們像是在進行一場緩慢的拼圖遊戲，一點一點拼出對方生活的輪廓。不着急，不追問，只是偶爾遞出一塊碎片，等對方接住，或者不接。
周日晚上，她問：“你下周的讀書會，還來嗎？”
“來。你呢？”
“應該會。”她說，“這周是《情人》，我挺喜歡的。”
“我也喜歡開頭那句‘我已經老了’。”
“那不是開頭。”她糾正我，“那是很多年後的回憶。真正的開頭是在湄公河的渡輪上。”
“對。那個戴男帽的少女。”
“和那個中國男人。”她補充。
對話在這裏停住了。杜拉斯的《情人》講的也是一個關於距離、文化、不可能的愛情的故事。我們都知道這一點，但誰也沒有點明。
“那……周三見？”我說。
“嗯，周三見。”
放下手機，我忽然意識到，這已經是我們第三次說“周三見”了。第一次是試探，第二次是確認，第三次，成了一種默契。
周三見。
簡單的三個字，卻像一個小小的錨，固定住了時間之流中的某個點。在這之前是等待，在這之後是回憶。而那個時刻本身，成了一個秘密的儀式——我們在衆人面前假裝偶然相遇，在私信裏交換各自的世界。
這是一種奇怪的關系。比陌生人親密，比朋友曖昧，比戀人疏遠。它存在於每周三晚上的兩小時裏，存在於手機屏幕的光亮中，存在於成都的雨和南京的熱之間。
我不知道它會持續多久，不知道它會走向何處。
但至少現在，在七月的這個夜晚，我期待着下周三的到來。
就像期待季節更替，期待梧桐葉落，期待某種尚未命名的東西，在時間的緩慢流動中，慢慢顯露出它的形狀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