寫字樓的燈光亮到深夜時，陳悅總愛站在窗邊看樓下的車流。那些移動的光點像一條條發光的河，載着這座城市裏無數個和她一樣的年輕人，奔向各自的角落。她已經在這家外企做到了部門主管，手下帶着兩個剛畢業的實習生，工資卡上的數字足夠讓她在換季時給自己買件羊絨大衣，也足夠讓父母在電話裏一遍遍說“別太拼，該找個人嫁了”。
催婚的電話從她二十五歲那年開始密集。母親在電話裏數着“隔壁村的小花孩子都能打醬油了”，父親在旁邊補一句“女孩子家，事業再好，總得有個家”。陳悅嘴上應着“知道了”，心裏卻像塞了團亂麻。
她不是不想談戀愛，只是見過太多現代女性的生活——同部門的姐姐離婚後帶着孩子，一邊工作一邊考證，活得比誰都精神；大學室友和老公AA制生活，連買袋鹽都要記賬，她說“這樣的婚姻，還不如一個人清淨”。這些鮮活的例子讓她明白，婚姻不是人生的必選項，但若要選，一定得是心甘情願，而不是被“年齡”“別人的眼光”推着走。
第一次相親是母親托人安排的，對方是個公務員，見面約在一家茶館。聊了沒十分鍾，男人就問：“你在外面打拼這麼多年，攢了不少錢吧？結婚後這些得算共同財產吧？”陳悅端着茶杯的手頓了頓，笑着說：“抱歉，我覺得我們不合適。”單都沒買就走了，留下男人在身後喊“現在的女人怎麼這麼現實”。
後來的相親更像一場場荒誕劇。有人吃完飯後掏出手機說“AA吧，大家賺錢都不容易”，她沒意見，卻在掃碼時聽見對方嘟囔“果然是在外企待久了，一點不懂得照顧男人面子”；有人上來就說“我媽說了，年底必須結婚，你要是同意，這周末就去見家長”；還有人拿出紙筆，一條條列“婚前協議”，從“女方嫁妝不得少於十萬”到“婚後五年內必須生二胎”，末了問她“你沒意見吧？”
陳悅有次把這些事講給同部門的姐姐聽，姐姐笑着說：“這才哪到哪，等你見多了就知道，婚姻在有些人眼裏，就是場交易。”
那些日子，她對“結婚”兩個字產生了本能的抗拒。相親對象的算計、父母的催促、身邊人的議論，像一張網，讓她喘不過氣。她幹脆拉黑了介紹人的微信，對母親說“再催我就不回家了”，然後一頭扎進工作裏。
她想，與其在一段將就的關系裏內耗，不如給自己築一道踏實的防線。
二十七歲那年，她拿着攢了五年的積蓄，加上年終獎，在公司附近的小區付了首付，買了套兩居室。房子不大，六十多平，卻是她跑了十幾家中介，對比了二十多套房源才定下的——朝南，帶個小陽台，樓下就是菜市場，符合她對“家”的所有細碎想象。
籤合同那天，她一個人去的，在售樓處的沙發上坐着等叫號時，心裏突然涌上一股難以言喻的踏實。這房子不是爲了結婚準備的，不是爲了向誰證明什麼，只是爲了在這座隨時可能讓人感到漂泊的城市裏，有一個完全屬於自己的角落。累了可以蜷縮在沙發上哭，高興了可以在陽台上唱歌，不用看任何人的臉色。
她沒告訴父母，也沒跟同事炫耀。裝修時自己跑建材市場，對着設計圖改了又改，連窗簾的顏色都是挑了又挑，選了最安靜的米白色。搬家那天，她請了半天假，自己扛着箱子上下樓，累得坐在地板上，看着空蕩蕩的房間，卻笑出了聲。
後來她又學了駕照，買了輛代步車。周末開車去郊外爬山，或者去圖書館待一整天，日子過得簡單又自在。母親偶爾還會提相親的事，她不再強硬拒絕，只是說“遇得到就處，遇不到我一個人也挺好”。
有次過年回家，哥哥陳偉喝醉了，問她：“妹，你一個人在外面，不孤單嗎？”
陳悅給他倒了杯茶，輕聲說：“孤單是有的，但委屈更難受。哥，我想要的不是一個‘丈夫’的頭銜，是兩個人在一起，比一個人更舒服。如果找不到，那我就把自己的小日子過好，也挺好的。”
陳偉看着她，突然說：“你比我強，我就不敢想那麼多。”
陳悅笑了笑，沒說話。她知道，自己的選擇在很多人看來“太擰巴”，一個女孩子家，買房子買車，不着急結婚，總被人說“太獨立，不像個女人”。可她不在乎。那些在異鄉打拼的日子教會她，安全感從來不是別人給的，是自己掙來的——是銀行卡裏的餘額，是屬於自己的房子，是就算天塌下來，也有地方躲雨的底氣。
她的小窩就這樣慢慢被填滿：陽台上養了幾盆好養活的綠蘿，書架上擺滿了看過的書，衣櫃裏的衣服不多，卻都是自己喜歡的樣子。偶爾加班晚了，開車回到樓下，看見家裏亮着一盞小夜燈，心裏就暖暖的。
她不知道這樣的日子會持續多久，也不知道那個“對的人”會不會出現。但她不怕。就像她精心打理的綠蘿，就算偶爾忘了澆水，也能憑着一股韌勁，慢慢抽出新芽。她的生活，或許不夠熱鬧，不夠符合世俗的期待，卻是她一步一步走出來的，踏實，安穩，只屬於她自己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