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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術前一天,齊君瀾又來了我的病房。
這次是護工推她來的。
她嘴唇紫黑,鼻子下還掛着吸氧管。
緩了好一會兒後,她才開口:「青瓷,明天就要做手術了,我有點害怕。」
我沒有說話,手下不停地織着圍巾的最後一截。
馬上就沒有時間了。
她似乎也不需要我的回答,眼睛一瞬不瞬地看着我,輕聲說:
「青瓷,你會不會怪我啊?」
「我們都是齊家的孩子,也常常同時生病,可爸爸媽媽和哥哥總是陪在我身邊。」
「你這裏......」
我手下的鋼針一頓,陡然間就繞錯了線。
她已經垂下了腦袋,我看不清她臉上的表情,只能聽到她拉風箱一樣的呼吸聲。
「不怪。」
我重新繞着手下的線:「沒什麼好怪的。」
習慣就好了。
我第一次被拉到醫院抽血的時候才五歲。
那個時候我對家的概念還沒有被徹底磨滅,天真地以爲我幫了姐姐的忙,就可以被這個家庭所接納。
所以我從病房出去,第一件事是小心翼翼牽上齊太太冰涼的手。
然後我小聲喊了她「媽媽」。
那天齊太太的表情,我不太記得了。
只記得她說,讓我回去好好學學規矩。
於是我懂了。
我和齊君瀾是完全不一樣的存在。
後來,抽血的次數多了,也就不覺得疼了。
再後來,取腎的時候,他們倒是給了我一點優待。
住進了比閣樓好一些的房間,吃了幾天精致的病號餐。
從頭到尾,他們沒有一個人告訴我手術細節,也沒有問過我是否願意。
我習慣了被索取。
習慣了在齊君瀾每一次病危的通知裏,做好自己身體某部分可能被取走的準備。
我只是在最後,真的好遺憾我沒有去赴那場北方的雪。